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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阿曼 寫作者 一席第698位講者
我認識那些缺憾的性格,認識那些吊詭的命運,認識那些人的自卑與倔強。

大家好,我叫宋阿曼,是一個小說作者。我在2017年年末出版了小說集《內陸島嶼》,里面的幾篇小說引起了一席策劃的注意,她約我來跟大家講一講,希望我能多談一談以煤礦為背景的小說。

但是我想了想,我寫煤礦的小說其實不多。可能在別人看來,煤礦是素材,是小說空間,但它對于我來說是非常具體的生活空間。

我的童年乃至整個青春期都是在煤礦度過的,當我離開那里再回想起來的時候,我才意識到它的完整性。時間在那里的流淌方式,人們在那里的生活方式,土地與城市相貌的變更等等,這一切都給人一種曠遠的感覺,好像過去的生活只是魔方上的一格。在很長的時間之內,這個魔方是靜止的,可一旦它轉動起來,被打散,一切也就意味著重新的選擇。

我出生在一個煤礦家屬院,幸運地趕上了所謂的煤礦“黃金十年”,這十年的起止日期說法不一,大體來說就是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。相比現在,那時候的確稱得上是黃金期。

在那個時候,一個人的親朋好友、七大姑八大姨可能都會在一個煤礦上班,煤礦支撐著的不是一個個個體,而是一整個家庭網。我的父親最早是在井下的通滅隊工作,通滅隊主要是負責井下的通風、防塵和防瓦斯等。我母親是在物資公司做出納員。

說到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,我想先跟大家談一談煤礦上的女人們。以我母親這一代人為例,上世紀80年代考試招工的這一批女青年,絕對算得上是意氣風發的。

在中國西北,工業發展相對滯后,大部分縣市的大部分人還難以脫離土地,能通過考試從農民階級跨越到工人階級,對這些出身平常、讀書又不多不少的青年來說,是非常振奮人心的一件事情。

年輕的女人們有了工作,有了持續并且可觀的收入,便引發了一股潮流風尚。可能每一個發展還不錯的小地方都有一個“小巴黎”“小香港”之類的稱呼,在我家那邊的消費水平一度超過周邊縣市兩倍甚至三倍的時候,當地人也一邊自嘲一邊驕傲地自稱說是“塞上小香港”。

我翻看我母親年輕時候的照片,那時候的確是有一種香港式的風尚。在她和我父親的結婚照里,我母親燙著當時最流行的“一片云”發型,我父親也頂著一個爆炸頭。什么喇叭褲、厚底鞋,各種套裝,但凡是外面流行的,這些女青年創造條件也能穿到身上。如果買不到,就拿著畫片去量體裁衣,裁縫在當時是非常吃香的。

這就是一份工資給這些女青年帶來的自由和暢快。而且,給女性提供的工作崗位也相對體面,洗衣房、充電房、礦醫院、子弟學校、賓館等,除了選煤樓,很少有直接和煤接觸的。所以她們也確實有條件美美地去上班。

我們再說說煤礦上的男人們。在當時,無論是領導還是普通工人都是要下井的,有時候下班很匆忙,他們顧不上洗漱就回來了,我們常常可以在家屬院門口看到那樣一個場景:一群黑乎乎的人進來了,從頭到腳都覆蓋著煤塵。我們小孩子也練就了一種本領,就是在一群黑乎乎的人中辨認哪一張黑臉是自己的老爸,而且一般都不會出錯。

其實當時那些叔叔們都分布在井下的通滅隊、運輸隊、綜采隊等等,這些都是又危險又辛苦的工作,但小孩子是感受不到這些的。在我的記憶里,下班回來的人群中很少有愁眉苦臉的人,大家都是聊著天吹著口哨就回來了,所以小孩子能看到的只有家屬院里鮮活生動的生活。

我第一次意識到井下工作的危險,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死亡,是因為一起井下的安全事故。出事的孩子我們就叫他豆兒吧。豆兒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男孩子,到現在他還是非常帥氣。我清晰地記得前一天我們還在家屬院里拿著玩具槍玩,后一天他就失去了父親。

這種事情大人是不會對小孩子講的,我們小孩子也不敢去問,只能各處聽說,據說是豆兒的父親在井下作業的時候被卷進了皮帶。死亡就意味著那個和藹幽默的叔叔沒掉了,我們的好朋友豆兒沒有父親了,即使他以后長大、變老,學好或者學壞,有出息或者沒出息,都沒有老爸去支持或教訓他了。

那時候大家都在一個大院里,走動都非常頻繁,我對他家本來是非常非常地熟悉,但就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后,我覺得他們家那一層樓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,一切都變得陌生了。再后來我的朋友豆兒有了新的家庭,有了新的爸爸,一家人也過得挺幸福。

我們有時候讀小說,里面一個人物突然消失了,讀者可能會覺得過于魔幻,但在我小的時候,我就發現,人們允許、默認,甚至配合一個人的消失,是為了讓生者更好的平復與接納。鄰里間最樸實的道義,大概就是,我希望你好。

也是從那時起,我才意識父輩們每一次從井下上來,清洗全身的煤屑和污漬,都是一種洗禮,都是懷著喜悅的,里面暗暗藏著對生的渴求。人們求生或求盛,都意味著最頑強的生命力。

假如你問一個在煤礦長大的孩子,你的理想是什么,大概率不會有人說我的理想是成為一名礦工。但事實情況是,超過一半的煤礦子弟,在大學畢業后都選擇了回到煤礦工作,也包括我在內。

我們那邊的煤礦每年都會解決一批應屆畢業生的就業,父母們為了保險起見,都會把自己的孩子叫回去報名。我爸媽跟我說的時候,我正在準備研究生入學考試,當時也是一種漂著的狀態,我就回去交了材料,等我考完研就回去報到上班了。

我當時被分配在礦燈充電房,這個崗位一般都安排女工,因為它的工作性質非常地簡單,收燈、發燈,然后給燈充電。一般礦燈房都離井口不遠,工人們換好工裝就會拿著他們的燈牌來領燈,等到下班的時候再拿著礦燈來交換燈牌,人、燈、燈牌是統一編號的。

▲ 圖片源自網絡

我剛工作的時候非常緊張,因為我覺得自己還不錯的東西,比如說文學的創造力、鑒賞力,以及我讀過許許多多的書,在那個地方都失效了,而一個人的能力,在于你是否能看一眼就記住十多個燈牌上的號碼。

跟我一個班次的同事大多都已經在崗多年,業務非常地熟練。其中有一個老員工,她在這個崗位已經將近二十年,她可以一眼記住三十個燈牌上的號碼。她每一次折返,胳膊上就會掛滿了燈。而我就得一趟一趟跑,一個一個找。當我動作慢的時候,工人們等得不耐煩了,會敲窗或者吹口哨,我就更緊張,越緊張就越找不著。

作為一個散落在礦山里的文學青年,我對這份工作自然也有著一種浪漫的幻想。我是一個發燈的人,一個礦工頭上一盞燈,一盞相關性命的燈,而我是一個發燈的人。

但是在夜班偷偷睡著被交燈的人敲醒的時候,在機械地多次往返于窗口和燈架的時候,這種浪漫的幻想是沒有的,有的只是無比清晰的當下,還有那種對未來徹徹底底的迷茫。

大概在我工作了一個禮拜的時候,有一天夜班,一個工人下班特別晚,我遞給他燈牌的時候他沒有很快接著。他就站在那里看著我,問我說,你還記得我嗎?

我看著他的樣子,努力地回想他會是誰。我和他之間隔著一扇大玻璃窗,為了方便我們遞燈牌,大玻璃上又開了一個小窗,大概這么大。他非常費力地想把臉伸進那個小窗口,好讓我看清他。我看到他費勁地伸著脖子,有點自責,因為我真的一時想不起來他是誰。

他看我懵住了,就說出了自己的名字。那是一個在初中的時候非常熟悉的名字,在那個還講究江湖情誼、兄弟義氣的時候,他是鼎鼎大名的。我當時木訥地不知道應該聊點什么,只好說:“你這兒上班啊。”

他笑了笑說:“是啊”。他用手翻了翻自己工裝的領口。問我:“你怎么也回來了?”

我已經想不起來我們當時聊了一些什么內容,但他說的那些話的時候有些苦澀。我們十多年沒有見,但在這里見著了,一個在下井,一個在發燈。

我看到他驚訝,大概是因為在我認識他的時候,他屬于那種敢做敢當、天不怕地不怕、混得特別開的人。而他看到我在這里驚訝,可能是因為我是那種周一會在國旗下講話的好學生吧。我們都曾經以為彼此大有空間可為,但是卻在這里見到了。 

后來,我也跟一些同學朋友聊起我在煤礦工作的短暫的經歷,我聽到的最多的問題是“你是去體驗生活的嗎?”我想了想說,不是。

可能我們常有那樣的感覺,當一段已經完成的生命階段放在那里的時候,它確實比較具有戲劇性。可是當一種生活還處于未完待續的模式的時候,你是不會覺得它有多么特殊的。在當時,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考上研究生,那就是我的工作,我的日常。

▲ 圖片源自網絡

以前也有人在一席講過東北的老國企興盛時候的樣貌,煤礦好的時候是差不多的,煤礦不好的時候也是差不多的。我家那邊的煤礦后來進行了一些改革重組,企業性質發生了變化,但是對于普通工人來說都是一樣的。

五一我回家的時候四處轉了轉,那些高檔的餐廳、娛樂場所,生意已經大不如從前。煤賣不出去,獎金發不出來,工資越來越低,生活面臨著全面的回縮。原來那個熱鬧的“塞上小香港”,好像一下子舊了很多,鼎盛時期的裝潢原封不動地停留著。這種衰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,當人們真正意識到時,就說明生活的各個角落都發生了變化。

▲ 圖片源自網絡

我觀察到我家那邊的煤礦解決這個問題主要有兩個辦法,一個是消極的,一個是積極的。我們先說積極的。積極的就是引進人才、更新技術和設備,可是這實施起來遠不是說起來那么簡單,所以消極的辦法就衍生出來了,那就是給井下工人放長假,就是說井下不生產了。相比前一種,這一種更立竿見影。

因為放假,還有工資低,許多工人不得不考慮搞一些副業,但是很少有人真的有魄力把這個可以養老的飯碗徹底丟掉。與此同時,每年又有大量的人來到這里,這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年輕人。我講一個我表弟的例子,他可以代表一批年輕人的樣貌。

我表弟大學畢業后回到了煤礦工作,他在大學讀的是文科,等了幾個月之后,等到了煤礦解決應屆畢業生就業。剛招的男生一般都會分配到井下干一年,除非你有非常硬的背景關系,否則一旦分配了是很難再調上地面的。

我表弟被分配在巷修隊,三班倒,早、中、夜。巷修隊是負責疏通井下的巷道的,活最重的時候,一人一天手工挖四米多。井下的地質是非常復雜的,石頭、石板、金屬板都鑲在地里,所以工作起來用的都是蠻力。

剛下井的小伙子基本上都是含著眼淚咬著牙把自己的那一段挖完,要是挖不完影響了別人下班,一些老工人會用很難聽的話罵你,年輕人臉上掛不住,一般都會非常努力地把自己的那一段挖完。 

我表弟還不到23歲,已經是兩手的老繭。而且他那個工作有時候是早晨下去,晚上再上來,他擁有的只有夜晚,是漆黑的。下井的工人們下班之后經常聚在一起喝酒,非常非常頻繁,所以礦區的酒吧、燒烤店特別多,生意也很好,可能那種力度的工作只有酒精才能讓人真正放松下來吧。這樣的時間久了,是不是大學生,學了什么專業,真的就不那么重要了。

后來一個機會,我弟弟是參加了政府的項目去援疆了。聽上去也是背井離鄉的,但是這是一個家境普通的成年男人自己做出的選擇。

還有一類年輕人,也是每年到煤礦數量最大的一批年輕人,官方稱為農民輪換工。這些年輕人都是簽固定合同,一般簽五年,五年一到自動解約,干的都是井下最基層最辛苦的工作。據我觀察,其實這些年輕人不光是來自農村,也有一些退伍后自主擇業的軍人,還有一些在大城市漂了好多年又回來的年輕人。

▲ 圖片源自網絡 

跟大家講了這么多,其實也都是我個人的一些記憶和觀察。煤礦的興盛和衰敗是同時進行著的,這取決于你站在怎樣的角度和立場去觀察它。

對比一些題材非常鮮明的作家,我寫煤礦的小說其實并不多,因為我喜歡感受個體。有些人無論處在怎樣的地域,從事著怎樣的工作,其實他面臨的困惑是一樣的,感受到喜悅的方式也是一樣的。

有許多文學、影視作品都在講述發生在煤礦里的故事,比如《盲井》《地心營救》等等,可是這些以礦難、死亡為敘事核心的故事越來越難以吸引到我,因為這不是我觀察到的煤礦的一個常態。 

但當我看到電影《山河故人》的時候,我感到非常地欣喜,因為在這個影片里,煤礦只是一個承載人生老病死的空間,它本身并不是有多么地特殊,而我曾經就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空間里。

我甚至在電影里看到了許多我認識的人,我認識那些缺憾的性格,認識那些吊詭的命運,認識那些人的自卑與倔強。梁子這個人物形象幾乎是隨處可見的,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,他是父輩叔叔那一輩的一個集體的縮影。

▲ 電影《山河故人》劇照

那有沒有成功的人?有。可是詞語有空間性,有些詞語屬于有些群體,在煤礦是沒有人講成功的,成功就更像是一張漂亮的貼畫。而人情這個詞語是屬于煤礦的,是屬于西北小城的,至少到現在也沒有被碾壓殆盡。

那里發生過太多太多的故事,假如我把它們寫下來,肯定會有讀者以為是我刻意營造的偶然或者是戲劇沖突,我甚至不想用文學的轉述去使得這種真實變得可疑。

靠力氣活著的人是最真實的,上天沒有給予他們表演虛偽的舞臺,相比那些在職場看人臉色的人,他們活得痛快多了。可是這份痛快和學不會,也意味著他們永遠是落后于時代的人,他們是那些處于時代浪尖上的人眼中的失敗者。

我考上研究生要離開煤礦的時候,一個還在下井的朋友半開玩笑地跟我說,跟不上你的進度了,可能以后越來越沒話說了。后來我讀研、寫作、出書,畢業后又考去北京工作,這個玩了很多年的朋友就真的沉默了。

我的現實不會影響他對既有生活的判斷,他也揣著對我的生活的某種想象繼續開心地活著,可能他不會想到,我也偶爾會問自己,如果當時留在煤礦工作,現在會是怎么樣的呢?

我們都活在自己魔方的那一格里,不知道這塊魔方會不會轉,會怎么轉,會把我們轉去哪里。

謝謝大家。

+完整演講稿
黑色魔方
#文化 /杭州/2019.07.25
我認識那些缺憾的性格,認識那些吊詭的命運,認識那些人的自卑與倔強。
評論(9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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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平安趙小哥
0 0
感覺很緊張
2019/08/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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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戈
0 0
娓娓道來,說得真好。
2019/08/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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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7****6160
0 0
很多時候,因為見識短淺,以為世界于我,就這般如此,做了一只井底之蛙。但我未看過的東西,遠比我經歷過的,多到不知哪去了。
2019/08/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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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****9891
0 0
想看盲井
2019/08/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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